至于怎樣培養(yǎng)寫作能力，這是不斷有人論述的老問題�；粝壬�的體會是：“寫作方法”之類，當然需要學習、研究;但更有效的還是老辦法：多讀、多作、多商量，即歐陽修所說的“三多”。此外要培養(yǎng)一種較強的思維能力和較深的理論修養(yǎng)。

還有一點應該特別強調(diào)。學文科的人，往往以學理科方面的課程為額外負擔，不愿多下苦功，這是不對的。反之亦然。文理滲透的好處很多，僅就培養(yǎng)思維能力說：讀哲學著作和文史著作，可以使思路開闊，思想活躍，想象豐富，學好數(shù)學、物理等理科方面的課程，則可以加強思維方法的科學性。

就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來說，這基本功除了上述幾個方面外，還應該有較好的閱讀能力，能夠借助舊注(而不是今人用現(xiàn)代漢語作的新注)，基本上讀懂先秦兩漢以來的古籍。之所以用“基本上”，因為有些東西，專家們也很難徹底讀懂。

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和文化史等等;更需要通讀若干部重要的古籍，包括原文和注疏，從頭到尾，讀得相當熟，甚至能夠背誦。反過來，我們所說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古漢語語法等等，都是幫助閱讀古籍的;但在不認真閱讀古籍的情況下孤立地學這些東西，收效不可能顯著。

霍先生指導學生，尤其是指導博士生，一貫主張品學兼優(yōu)、知能并重，要求他們做學問必須多動筆寫論文，還應該兼搞創(chuàng)作。如果知識很淵博，卻不能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寫不出像樣的文章和論著，那就是有知無能，也就是古人譏笑的“兩腳書櫥”，對學術文化的發(fā)展起不了重要作用。要出成果，就要不斷研究、不斷寫作。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和研究的人，還應該學會運用傳統(tǒng)樣式進行創(chuàng)作。比如講漢賦，最好自己能作賦;講詩、詞、古文，最好自己能作詩、詞、古文。當然不一定古代的每一種文體都會作，都作得好，但至少要有一點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創(chuàng)作甘苦，才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文學作品，為講課和研究打好基礎。他帶的博士生，有不少會作詩詞，會寫文言文，研究與創(chuàng)作互相促進，相得益彰。時下提倡素質(zhì)教育，他認為強調(diào)品學兼優(yōu)、知能并重，也可以算做素質(zhì)教育觀。

關于博與精，或者說博與專，二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合起來就是“通”，霍先生是希望培養(yǎng)“通才”的。所以他總是強調(diào)：不拓展廣博的知識領域，過早地專門化，可能較早地出點成果，但那成果的質(zhì)量不會很高;而且路子將愈走愈窄愈困難。當然，只博不專，什么都知道一點，什么都搞不清楚，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正確的途徑是：由博反約，由廣博走向?qū)＞�。廣博，當然是逐漸積累起來的，在積累的過程中，應該把熟讀和瀏覽結合起來。熟讀若干專著，背誦若干名著，就有了可靠的根據(jù)地或立腳點，同時再博覽群書，才收效顯著。不建立根據(jù)地而老打游擊，往往事倍功半，學無統(tǒng)類。

關于“知”和“能”，霍先生主要通過學位論文的指導來培養(yǎng)和提高。第一，指導博士生在確定研究范圍之后放眼古今中外，博覽精研，充分占有資料，特別是占有第一手資料和別人尚未注意到的資料;第二，搞清這一范圍的研究史，從力避重復、力求開拓創(chuàng)新的高度入手，運用唯物辯證觀點研究資料，發(fā)現(xiàn)問題，形成論題;第三，圍繞論題，進一步博覽精研，選好角度，運用適合論題的方法(包括傳統(tǒng)方法和新方法)著手撰寫，論從史出，考論結合，宏觀與微觀結合，條理清晰，語言洗練明暢。完成初稿后由他審閱提出意見，反復修改。內(nèi)容單薄、缺乏新意的論文不能參加答辯。有一位博士生是推遲一年，寫出較高質(zhì)量的論文后才獲得學位的。近二十多年來，霍先生指導的五十多部博士論文在答辯時大都得到專家們的贊許，出版后也受到學術界的好評。

霍先生培養(yǎng)的博士生，其研究領域分別涉及從先秦至近代各個歷史階段，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都有較高質(zhì)量的論著引人矚目。(劉鋒燾《文壇馬帳傳薪火 身教言傳豈畏老——霍松林教授訪談錄》，《文藝研究》2007年第7期)

“高歌盛世情猶熱，廣育英才志愈堅。假我韶光數(shù)十載，更將碩果獻堯天。”這是霍先生《八十述懷》詩抒發(fā)的豪情，也用它作為本文的結尾! (王長華/文)

翰墨網(wǎng)總編任祚旺、霍松林、定西市文化館常館長

定西日報記者王長華、霍松林、定西市文化館常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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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麥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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