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評論：除了基本陳列，還舉辦了哪些有意思的活動?

李進增：我們還開門辦館。不能就守著基礎的三個門類，我們還辦了幾個系列的引進展覽，有四大方面。一是近現(xiàn)代書畫大師的系列，我們已經(jīng)辦了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鄧散木和劉國松等6個展覽，我們打算用至少10年的時間，一年做一個大師的展覽，讓寧夏人不出寧夏看到大師的風采，這對于開闊眼界，提高藝術修為是很有幫助的。二是邊疆少數(shù)民族民俗文物系列，我們已經(jīng)辦了青海的、貴州的和云南的，將來我們還要辦新疆的、內(nèi)蒙古的和西藏的等。因為寧夏本身就是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我們是想辦各個有特色的少數(shù)民族的習俗和文物的系列展，這個恐怕也得先按10年來算。三是出土文物和文物精品系列，我們已經(jīng)做了故宮的金銀器、山西晉侯墓出土的青銅器和玉器、青海藏傳佛教的唐卡和造像，三星堆和金沙的出土文物這4個展覽了，我們打算這個也用10年時間再做五六個。第四是穆斯林藝術展。寧夏是回族區(qū)，回族和穆斯林有聯(lián)系但不能等同，所有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和人都可以稱作穆斯林，中國有10個穆斯林，回族是其中之一，其他的穆斯林的生活、服飾、用品是什么樣子的，寧夏人不見得都了解，所以我們先立足寧夏的回族辦展覽，隨后就是想引進維吾爾族、塔吉克族、撒拉族、東鄉(xiāng)族等的民俗文物展。

同時也有送出去的展覽，比如最近正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展覽我們寧夏的阿拉伯文書法展，新疆博爾塔拉自治州博物館正在展我們的回族文物展，云南正在展我們的巖畫，我們送出去的也都是最有特色的藏品。

所以我們首先是立足于三個我們自己的基礎陳列，再繼續(xù)拓展出四個引進的陳列，再推出我們的特色陳列，讓博物館的宣傳更加立體化，更加有層次，這樣才能吸引人來。博物館，說一千道一萬，得有人來、有人看，這樣我們的工作才有意義。

藝術評論：寧夏的賀蘭山巖畫也是原始藝術中的精品。

李進增：在原始藝術里面，真正最形象也最有創(chuàng)意的就是巖畫。它不是藝術家創(chuàng)造的，它是當時生活的原始人群創(chuàng)作的。但是對巖畫的解讀，目前還比較困難，究竟它是真實的，還是有其他的意思。我們更多的還是按照我們現(xiàn)在社會學或民族學的理論來解讀它，創(chuàng)作者究竟是什么目的和什么寄托，這個恐怕我們猜測的成分更大。

古代人創(chuàng)作巖畫，就是一種寄托，不可能按照我們現(xiàn)在的社會學原理去創(chuàng)作。當時應該有什么樣的生活、什么樣的思想、什么樣的寄托，就會有什么樣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只是我們現(xiàn)在沒法深入到人家的思想境界中去理解它。

現(xiàn)在考古學書寫的歷史是最可靠的，基本上人們對它的解讀的差距不會太大，不像歷史，你寫的歷史和我寫的歷史可能對同一個事件的描述文字都不一樣，這樣子一來，人們理解起來差別就大了。

藝術評論：寧夏博物館還擁有豐富的紅色文物收藏。

李進增：對，當年陜甘寧邊區(qū)的很多文物都存在我們館里頭，我們一級文物有159件，其中有46件是紅色文物，紅色文物年代離我們比較近，相對的其原始狀態(tài)也比較好。我們現(xiàn)在只許有針對性的，特別是紡織品紙張有專門的庫房和專用的柜子，就能很好地保存下來。

再有，紅色文物本身也容易受到大家的關注，有很多故事可講。革命文物往往與革命的人物、革命事件能夠結合在一起，故事好講，老百姓愛聽。我們希望能夠真實地解讀，過去因為政治原因，有一些修飾過的解讀，現(xiàn)在我們確實應該還原真實的歷史，文物是最好的例證。用文物來講故事，老百姓是喜聞樂見的，黨在奮斗、打江山的時候十分積極向上，有很多值得后人借鑒學習的地方，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證。

藝術評論：你既是一位考古學家，也是一位博物館館長，能否聊聊文物保護與大型基礎項目之間的兩難困境?

李進增：我們這代考古系學生畢業(yè)以后的三十年，正好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也是全國各地基礎建設蓬勃發(fā)展的三十年，同時也是文物保護和基本建設的矛盾沖突最多的三十年。

過去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一切都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所有的事情都要為經(jīng)濟發(fā)展讓路。經(jīng)過這三十多年的發(fā)展，咱們財富也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對于文物保護的價值和意義也有了更充分的認識，而且認識到文物本身它就是一種經(jīng)濟資源。就是因為文物也能夠掙錢了，所以大家對它的重視和保護意識會更加提高，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但是，從我們文物和考古人來說，我覺得我們對文物的建設性的破壞比自然破壞嚴重得多，也惡劣得多。除了盜墓賊這樣的小規(guī)模的、個人的破壞之外，甚至還有法人違法，打著經(jīng)濟建設的名義，對文物幾乎是做到掃蕩殆盡。個別特別重要的文物能留下來的那是幸運，是政府和領導有遠見。但是，更多的建設單位，它也不喜歡報道發(fā)現(xiàn)了文物，因為報道之后建設得停工，還得拿錢來發(fā)掘、來保護，它損失很大，所以寧可隱瞞不報，也不告訴我們有文物發(fā)現(xiàn)。　　如果說有搞考古出身的人做了主政一方的大官，那我想或許一定會對文物保護很重視，在基本建設的同時，考古勘探、發(fā)掘等工作也會做得比較主動與積極。所以，對于《文物法》和《博物館管理條例》的普及，不僅要面對老百姓，對領導也要有一個普及的過程，可能這樣下來的作用會更大，也是文物保護真正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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