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這樣的解說似乎難以服人，我倒覺得，是你們本身的問題，你不認為自己正在喪失曾經(jīng)的斗志嗎？請你不要生氣，我聽出來了，你是想把責任推到環(huán)境身上，但這是一種經(jīng)不起駁斥的遁詞。如果你保持當年的銳氣，照樣可以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至少能夠在眾聲喧嘩中多一種清醒的聲音。
　　
　　李：是嗎？我還能產(chǎn)生影響？這一點我自己卻完全感受不到了。當年我年少輕狂，寫了一篇討論中國畫的文章，立即名聲大震，擱到現(xiàn)在，寫死了也只是一己之見……還有，現(xiàn)在十個老栗也當不了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教父，現(xiàn)在的教父是金錢！不，金錢是上帝。我身邊的藝術(shù)家是最好的例證，早幾年，他們中的有的人對藝術(shù)真是虔誠，一有新構(gòu)思或新想法，哪怕半夜也會激動不已跑到我這里，拉著我談啊談，藝術(shù)象信仰一樣指引他們的生活。但最近幾年，他們再也沒有談?wù)撍囆g(shù)的興趣，一絲一毫都沒有了，只熱衷對好房子好車子，說實話，我都怕見他們……這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市場象洪水一樣淹沒了所有人，我看到極少數(shù)的人還在掙扎，企圖逃出來，但大多數(shù)已經(jīng)淹到底里，死透了。
　　
　　友：這是你回避的理由嗎？
　　
　　李：不是，我是厭惡，對那些骨子里浸透利欲的人，誰來拯救？再說我也不愿扮演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角色，我沒那么高尚，也沒那個才力。
　　
　　友：你還是有憤怒嘛，說明你仍然沒有忘記你的身份。
　　
　　李：憤怒有兩面性，既能使人保持審視的能力，又會讓人失去理智。我記得臺灣的龍應(yīng)臺寫過《中國人你為什么不會憤怒》一文，指的就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當我們面對那么對的不義和骯臟，我們必須憤怒并表達自己的看法——當然啦，表達是因人而異的。正如我在臺北，拜訪龍應(yīng)臺，向她提到她和李敖在大陸有很多讀者時，她面露的不屑表情，扔了一句：他怎么能和我比？我理解她的意思，一個不喜歡當眾作秀的知識分子是不會對李敖抱有好感和敬意的。
　　
　　友：你這么一說，我想到了陳丹青，有人稱他是“老憤青”。
　　
　　李：前不久我在北京，有人對我談到陳丹青，口氣中充滿輕蔑。什么“老憤青”之類。我當即反駁：別把自己的油滑當智慧，丹青的憤怒是針對什么的？是他的一己之利？還是他有不可告人的私憤？很多人只看憤怒的形式，不關(guān)注憤怒的針對對象。當下的中國有那么多令人無法心安的丑惡和委瑣，不該痛斥嗎？有那么多的卑鄙和腐爛，不該揭露嗎？我想特別強調(diào)，越是有名望的人就越應(yīng)該擺正自己的姿態(tài)，別把自己放在與丑惡現(xiàn)象狼狽為奸的位置，或者故意裝聾作啞，成為讓權(quán)勢擺布的木偶。我在一些場合，批評過楊震寧現(xiàn)象，我的大意是，憑楊震寧那么高的社會地位，人們賦予了他那么多的榮譽，他為社會和道義承擔了什么？我并不要求他象前蘇聯(lián)的薩哈羅夫那樣絕對化，但至少應(yīng)該說出一些對體制、對社會現(xiàn)象的獨立的見解。楊震寧一會兒為中國傳統(tǒng)大唱贊歌，一會兒說中國的大學(xué)對中國的貢獻比美國的大學(xué)對美國的貢獻大，又帶了小太太到處出場作秀，象娛樂明星一樣。楊震寧在科學(xué)上的貢獻有諾貝爾獎做支撐，但在人文和藝術(shù)上的見識，非常平庸，而由于他的社會地位和聲譽，很容易迷惑眾人。我稱之為“楊震寧現(xiàn)象”，是要表達，我們社會的許多名流太油滑，太懂得自保，特別是身在文化界、思想界的那些名家們，把他們的言論仔細檢索一遍，就會明顯地發(fā)覺，他們太缺乏責任心了，任何事情和現(xiàn)象都不會讓他們憤怒起來，玩小聰明到頭來只能自己的形象抹黑。實際上，稍有自知之明的人都明了，靠我們最近的幾個老人，如錢鐘書、張岱年等等，不過是“舊時代”留下的“殘渣余孽”，我們和我們的上代學(xué)術(shù)人物（五、六十成長起來的那一群），要學(xué)問沒學(xué)問，要思想沒思想，底子差得沒法說，對中國文化的推進幾無尺寸之功，所以我自己是很沒勁的。我不斷嘗試著多讀點書，多深入思考些問題，但力不從心啊，底子太差了！從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的大輪廓看，上半葉可說是群星閃耀，各界都有領(lǐng)軍人物，下半葉則是一片凋敝……
　　
　　友：我覺得你稍有夸張之嫌。
　　
　　李：你注意過現(xiàn)在那些名流的言論嗎？
　　
　　友：這和他們發(fā)布言論的渠道有關(guān)，我相信有些是言不由衷的。
　　
　　李：這是事實。出版社和雜志的頭頭只需要做好兩件事，一是牢記不能踩地雷，一是一腦子掙錢的念頭，以至爛書爛雜志泛濫成災(zāi)，最終受害的是什么我想明眼人心里全都清楚。我記得康德說過，你可以沉默，但不要說違心話。做幫兇也好做幫閑也好，性質(zhì)是差不多的。
　　
　　友：或許這叫迂回戰(zhàn)，明的不能說，就打啞語，這古代文人的老法。例如總是用大談傳統(tǒng)辦法進行軟抵抗。
　　
　　李：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體制萬能論，目前這方面的言論比較多，把西方的憲政、市場和選舉奉為唯一的良藥；體制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diào)都不為過，一本書上講到錢偉長在舊清華和新清華的不同遭遇，錢先生曾感慨：蔣校長（蔣南翔）不是梅校長（梅貽琦）��！我覺得錢先生可能回避了問題的實質(zhì)。顯然，在舊清華，蔣校長恐怕當個助教都困難，而在新清華，梅校長恐怕只能做個勤雜工，這是他們兩個人背后的體制在起作用，是按體制要求來錄用以及淘汰誰誰的；但憲政、市場和選舉是萬能的嗎？說得遠了，省略不談亦可。二是文化自大論，為中國古代的輝煌文化大唱贊歌，其實是典型的阿Q心態(tài)。什么黃帝紀元，什么穿漢服，什么回歸傳統(tǒng)等等。我弄不明白，會有這么多腦子進水的人在瞎起哄。你想想，假如現(xiàn)在滿街走著穿漢服的人，那不是一群群的小丑么？而假如在美國的道路上奔馳著咱們中國品牌的汽車，歐洲人用著中國品牌的家電，日本人用著中國品牌的手機，情況又會是怎樣呢？這是一種設(shè)想，并非對立，我相信，文化與科技是一致的。我有比較強烈的民族情緒，希望中國人都有民族自豪感，但我不是民族主義，周樹人的弟弟說：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fù)古的思想在里面。復(fù)古是死路一條。（責任編輯：麥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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