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毛澤東主席與魯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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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體作者：汪毅來源：中國時代藝術網發(fā)布時間：2020-11-09 14:42:52

緣慳一面毛澤東與魯迅不曾相見

毛澤東主席與魯迅先生，一個是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一個是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一個是政界領袖，一個是文壇泰斗。除具有卓越的政治、軍事才能之外，毛澤東亦堪稱詩文雙馨，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如此，毛澤東一生喜交文朋藝友，甚至交誼的文化名人車裝斗載，流傳有許許多多的故事。然而，對于魯迅，毛澤東于1934年曾對馮雪峰不無遺憾地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馮雪峰著《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 及至后來，即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這兩位世紀偉人終緣慳一面。雖然如此，他們互為知己，神交世紀。毛澤東曾對魯迅有若干點贊，其中代表性的評價是“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如此“一是三偉大”的定義，足可以說明毛澤東對魯迅的推崇備至，遠遠超過對其他文化名人的評價。

“走在一起”毛澤東與魯迅頭像并列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徽章

毛澤東對魯迅充滿敬仰之情，曾多次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然而，說到毛澤東與魯迅“走在一起”，卻是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今北京)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簡稱“第一次文代會”)。這次文代會是在人民解放軍向南方各省勢如破竹的進軍聲中，以及在新中國即將誕生、中華民族歷史即將揭開光輝一頁的日子里舉行的。它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歷史的結束和社會主義時期文學歷史的開始，即中國現代文學階段的終結和中國當代文學的開端。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資料

這次大會十分隆重，是解放區(qū)與國統(tǒng)區(qū)的文藝工作者的大會師，更是繼往開來、總結和動員的大會，在新中國文藝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據《大會紀要》記載：6月30日，大會舉行預備會;7月2日，大會正式開幕;7月19日，大會閉幕式。在7月2日的開幕式上，郭沫若致辭，茅盾報告大會籌備經過，朱德、董必武、陸定一講話。7月6日，毛澤東到會講話，周恩來作政治報告。7月19日，郭沫若作結束報告。大會還通過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聯(lián)合會章程，成立了全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簡稱“全國文聯(lián)”)，選舉郭沫若為主席。大會把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作為新文藝的基本方針，號召文藝工作者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旁聽證

就是在這次文代會上，緣慳一面的毛澤東與魯迅終于“走在一起”。其標志是，毛澤東頭像與魯迅頭像并列成為會議徽記。其徽章為銅質，圓型，直徑2.2厘米，內為毛澤東和魯迅的側面重迭頭像，毛前魯后。頭像上方飾以紅色飄帶，內綴有“1949”字樣。頭像左前至右后方，環(huán)書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15個字，呈半圓形。該徽記由毛澤東提議，表達了他對魯迅這位時代文豪寄予的情懷，體現了兩位偉人高度的時代精神契合，表達了站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理想，使新中國的第一次文代會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中南海門前

據旁聽這次文代會的原44軍部隊文工團團員周翠翹女士(其先生戴碧湘作為南方代表第二團代表參加此次文代會。夫妻同會，一個是正式代表，一個是旁聽者，這為會議少見，也是文藝界的一樁雅事)提供給筆者的資料顯示，這個徽記除作為出席文代會代表佩戴的徽章外，還作為巨型會徽懸掛于中南海大門和懷仁堂會場中央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橫幅標語之下(詳見圖片)。此外，該徽記還印制于大會的旁聽證以及7月2日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的獨幕話劇(《反“翻把”斗爭》《光榮燈》《工人舞》《爸爸參軍》)節(jié)目單上(詳見圖片)。由此推測，這次大會所有懸掛物及印刷品均采用了這個徽記。文代會閉幕后，1950年3月出版了由大會宣傳處匯編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厚達599頁，完整地記錄了這次會議，其扉頁亦采用了此徽記。從此徽記中，既見證了毛澤東對魯迅的推崇和對新文化的尊重，又表明了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動搖的標桿地位和普遍的文化、社會影響。據資料顯示，與毛澤東頭像并列的人物徽章，在其數十年領袖生涯中罕見，特別是選擇了文代會這樣一個特定的日子，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

宴請文代會代表

此外， 1950年在上海市召開的文代會和1951年在武漢市召開的第二次文代會，亦采用了毛澤東與魯迅頭像并列的徽章(估計還有若干地方文代會亦采用了此徽記)，足見其影響深遠。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場景

“走在一起”：原因之所在

至于為什么魯迅與毛澤東頭像能夠并列并成為第一次文代會的徽記，其原因在于：一是毛澤東對魯迅著作的喜愛，二是毛澤東對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人格的推崇，三是毛澤東對魯迅“圣人”思想的敬重。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后，毛澤東不僅為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并題寫“魯迅先生之墓”，而且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聯(lián)名發(fā)表了《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陜北公學舉行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發(fā)表演講，認為“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追蜃邮欠饨ㄉ鐣氖ト耍斞竸t是現代中國的圣人。”毛澤東由此還概括了魯迅“政治遠見、斗爭精神、犧牲精神”的三個特點，并指出：“綜合上述幾個特點，形成了一種偉大的‘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 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毛澤東不僅題寫校名、校訓，而且還感慨題詞。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把對魯迅的評價推向了高峰，即認為“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甚至倡導：“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

說明:

本文照片由戴碧湘(1918—2014)先生收藏，并連同其所有藏品(勛章、手稿、書畫、信札、文獻資料等)、藏書，于近日由其夫人周翠翹及其子女捐贈安岳縣圖書館設“戴碧湘文獻捐贈館”。戴碧湘，四川省安岳縣人，革命文藝家、藝術教育家，《抓壯丁》作者之一。1935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38年任四川旅外劇人抗敵演劇隊黨支部書記，1941年任延安青年藝術劇院劇務部主任，1963年任東方歌舞團首任團長，1974年任中央戲劇學院籌建組組長，1979年任文化部藝術教育局代局長。著有《戴碧湘詩文集》，主編有《藝術概論》《文化學概論》(上下集)等。本文作者汪毅與戴碧湘先生交誼時間長達28年，曾寫有《懷念戴碧湘先生》詩十首，發(fā)表于《四川文藝報》《晚霞》雜志。